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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六代人与丽江的教育文化艺术

来源:朱桂兴时间:2019-11-26 11:55:48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我,从小就听着我的五大妈周玉仙(周霖的三姑妈)讲述周家的事长大,但没想到后来我会嫁到周家,更想不到在我退休两年后又去翻阅历史资料、走访文化名人,整理起有关周家的资料。 

      数月的阅读史料和走访,得到许多知情者的帮助。如德高望重的李世宗老先生除了他原先已写过的情况外,还给我讲述了此地的老人们所讲述的有关周冠南先生的一些事;傅于尧先生的文字记载以及他的口头讲述;尹钟和老师、赖元溪老师等收集整理的有关周家的书籍;和品正老师、李群育老师、木基元老师等的有关著作;还联系到怒江州兰坪县的和育老师,曾委托调去楚雄市政协的待玉香同志等寻找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在阅读和走访的过程中,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慨,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

      周氏家族的渊源也是与丽江众多家族一样是从外省来的。周氏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江南苏州常熟县柳营村行医入滇,先居于鹤庆县鼓楼街。明朝嘉靖年间约1526年九世祖周宗耀时,受丽江土知府木公之请入丽,居大研镇街尾。而有史记载为“终身设馆课徒”的私塾先生周维新(际昌)是在1815—1885年间,现存有其著作《爱莲堂诗稿》一书在图书馆。就从此代算起,周氏家族开始承先后的接力棒式地从事着教育事业,至今连续六代。在丽江、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周暐(南屏、兰坪)、周冠南(殿卿、鉴心)、周霖(慰苍)这三代人,其中有周暐、周冠南为“父子举人”获省政府“梓里模范”匾,有周霖、周凡同胞兄弟的“玉龙双璧”、“纳西俊才”。他们在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养出“父子举人”的周维新(际昌)在四十岁时遇上丽江“乱世十八年”的战乱,曾带上刚十岁的周暐与家人一路逃避,沿金沙江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然而周维新“不仅本人诵读不辍,对尚在童年的儿子课读尤严”。反映周氏当时业儒从教的真实情景的诗有:周维新的“听有千声炮,看惟一卷书,飘零身不定,天意欲如何。”周暐的《江渔诗抄》中追忆诗:“入林采薇食,上山抱火眠,诗书难学习,东西屡播迁”、“皓身难忘庭训切,授课林下月三更。”等等,周氏父子留下来的许多诗句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战火纷飞、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环境下,周氏把教书和读书当作第一需要。有一户农家附近有块大石头,周氏经常在那里课徒,后来人们都称这块大石头为“周家石头”。

      周暐就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不仅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力,而且掌握了更多的诗书及各种知识。战乱结束后在石鼓定居时,靠开荒种地求生存。白手起家,全家人动手建住房,直到四十岁才去考举人中举。四年后,待他进京考进士时又遇庚子兵燹而停考。受华侨朋友的邀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南洋新加坡等地,一面做家教谋生,一面游历考察学习国外振兴实业的经验。近半个世纪的亲眼所见,使他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忧国忧民的他为了寻求真理,探索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在他四十多岁时与一帮年轻的早期进步人士李根源等到日本游学。

      到国内国外游历的这四年使周暐增长了许多见识和学问。

      回国后,他不论在昆明五华书院当伦理科主讲,还是在弥勒县当教谕(教育局长)、在大理白云书院主讲,还是回丽江当首任学务总董(教育局长),都是在做云南这个边疆省在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办新学的开拓者。他宣讲维新思想,宣讲新学理念,推广新政制度。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想一夜间将私塾变为学堂,将教八股文变成教新学,旧势力的阻挡和顽固分子的反对,加之当时丽江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作为首任教育局长的工作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暐还是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创建初等农业学堂、蚕林传习所、女子学堂、兴办石鼓小学、兴文小学、试办丽江县高等小学堂等,丝毫不落后于先进地区。他在“雪山书院”当山长时也是大力推行新学,在“雪山书院”内设立官办的高等小学堂。后独立出来成为县高等小学堂。鉴于周暐对教育公益事业等各方面的贡献,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曾赠予《梓里模范》匾额,以表彰周暐的功绩。

      作为先祖的后人,时时被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顽强精神所感动和震撼。周暐从昆明归乡途中受大理西云书院挽留讲学两年期间,为某镇台敦延课子时,遇镇台客死于官,身后萧条。面对这种情况,也可以不管,或送一笔钱也可,但他“竟慨然用自己历积修金,为之操办柩孤返籍诸后事,榆人义之,而他就驮了数十年苦心收集的几驮珍善,回到石鼓。”这种慷慨解囊扶助孤寡的思想境界是何等的高尚!

      到丽江后继续以开拓边疆教育、教化边民,提高国民素质,“铸造国民资格”为职志,以唤起民众爱国求国的夙愿,达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之目的。以致后来他在丽江古城任首任学务总董前后的一切努力和所做所为都可以看出留过洋,见识过多地多国情况的周暐千方百计把外国外地的先进东西引入丽江这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力图唤醒千百万民众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

      同样,因周暐见多识广,胸有大志,有勇有谋,而敢于让当时独生儿子周冠南(清末第六名举人)去参加民国政府选送日本留学的考试。周冠南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德才和成绩考取政府首批赴日公费留学的行列。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爱国忧民的周冠南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刻苦攻读教育学专科的同时,背负家乡父老的厚望,节衣缩食为家乡的教育购买最新的教材寄回丽江;请父亲筹款,经历千辛万苦买回先进的教学设备(仪器和博物图册等),至今还存在丽江市一中内(原丽江中学堂);与进步人士周钟岳一起编写了一部《师范丛编》,系统地介绍和探讨了新教育的理论和办法,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第一部关于教育、教学的专门著作,周冠南在留日期间还有专门研究云南水利的专著存世。不论是“教育求国”,还是“实业救国”,周冠南都时时刻刻将强国救民作为行动指南。

      还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亲历国外,把先进的理念、进步思想和各种科学知识带回丽江古城,能够使边远的丽江与国际接轨,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参观丽江市一中时,当见到1905年时日本的教学设备时大吃一惊了。作为今天,有国外先进设备在丽江不是什么稀罕事,纳西人出国留学更是多得不稀奇了。然而在100多年前,丽江古城的学生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却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立志为祖国为家乡的教育和发展贡献一生的优秀学子,远在日本紧张地学习着的他还关心家乡推进新学的进程,在他从日本写回的家书中,首先关心的是丽中小学堂,然后担心任教育局长的父亲在种种阻力下,过度劳累,提到石鼓小学、中学堂等学校之事,提到教科书等等,整封信充满了对家乡教育的极度关心。李世宗先生从外地来人那里看到此信后写道:“……这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在异国的举人,无限热爱和关心家乡的前途和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促进家乡的进步发展,到处奔走呼号,为之奋斗的奉献精神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因此,经过一些周折,还是逐字逐句地把它抄回来了。现在,这封四处飘泊、命途多舛的宝贵的家信有机会跟家乡人见面了。我想,这对关心家乡前途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同志,将会起到极大的砥励和鼓舞作用,并进一步增强为科教兴国事业献身的信心和决心。”(摘自李世宗先生校注《历代丽江文选》)。周冠南先生还从日本购买回一套博物标本,让边远的丽江学子能够见识到先进的教材,而这其中的艰辛也可想而知。

      回国后,周冠南在昆明担任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好友周钟岳在当了副省长之后曾劝周冠南走仕途,而接触过新思想、拥有新观念的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的周冠南一心想从事家乡的教育。1913年省学政司任命周冠南为第六师范校长,次年又兼任丽江、鹤庆、剑川、维西、兰坪、中甸等六属联合中学校长,1918年又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曾一度兼任丽江劝学所(教育局长)。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的周冠南不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运用在实际教学中,而且根据丽江的实际,科学、适用地创造出许多适合丽江少数民族学习的学习方法。作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忧国忧民之心常常焕发出忘我的实干精神和牺牲精神,就连全家老少都动手建盖住房时,他都一心想着学校的事,整天去办学校一事,根本没时间帮家里一点忙。他那严谨清正、办学有方、和蔼可亲,言行举止都是言传身教的示范,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而受到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敬重。

      他在丽江市一中设计的“是亭”含意是:做人做学问都要实事求是。

      1922年曾出任双柏县知事(县长);1925年又到凤仪县任职2年。在两地两任县长期间做了许多得民心之事,传世较广的有诗《放鹊行》,表现了周冠南珍惜禽鸟,体恤民情,废除苛例的一个侧面。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任县长期间,居然无资金供儿子周霖上大学。

      年已52岁的周冠南回到家乡后,不计地位,承担了试办丽江县中心完小的任务,并获得了显著成绩。美名飞扬的周冠南在年老体弱之时,不顾家人百般阻拦,毅然接受了兰坪县的诚挚邀请,远赴该县筹创第一所师范学校,竭尽全力呕心沥血,病倒兰坪,在接回丽江家乡的路上去世,享年58岁。周冠南的一生就是为教育而生,又为教育而死。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的周冠南牢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曾在“《丽江白话报》发表过《矿物学课外余谈》和《劝注重工商业》等,宣传近代自然科学,鼓吹开发本地资源和实业救国。”(摘自《丽江文史资料》中和志武老师的《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

      由于周冠南先生一心为国为民,一直为家乡人民所拥戴。在他去世时,自发自愿而来的乡民和学生送葬队伍长达数公里。我婆婆和我的五大妈都曾告诉我,她们从小生长在丽江古城,但从未见过那么多人送葬的。

      周霖之母杨彦开是丽江古城有“孝廉方正”之誉的教育世家之女,是知书达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常做善事的贤惠女儿。在这样良好的家庭氛围中,本身就天资聪慧的周霖,从小就受到严格而科学的家教庭训,从小就熟读经、史、书、子、集、诗、词,常习“二王”书法,酷爱绘画并常临摹名画,十几岁时就有求画者络绎不绝。而正常的学习功课对他来说是十分轻松,初中毕业时是全年级各门功课第一而免考入高中,高中三年又是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一心想考香港大学的周霖在昆明外国人学校中补习英语期间又是出类拔萃,英语和音乐双丰收。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作为长子的周霖只得一边谋生、一边复习,考入刘海粟上海美术专业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去谋生。从上海经苏、杭二州拜名画家、浏览美景并写生,但因战事混乱,到北京想读名校而家中不仅无资金供他,还让他承担长子的责任,他只好又边谋职边寻找绘画高人,到广州、香港等地,历经三年才从越南河口辗转到昆明。在昆任教期间与当时他的学生聂守信(聂耳)结下深情,成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的知心朋友。聂很尊敬周老师,毕业前去向都来征求周老师的意见,到上海后每作完一新曲都来信征求周老师的意见。有时为一新曲两人来往信件十多封。在昆明的几年,周霖曾被“九九通讯社”招去任编辑组长为文章润色,任美术编辑并负责副刊工作,工作出色。后又交给他“九九音乐会”的工作,同样取得很好效果,获得好评;与人创办云南第一家电影院,画电影海报;自办“百合广告社”,设计商标广告;参与云南民众教育院办《新民画报》和《民公报》,与人组织“金碧社”交流切磋诗、书、画,组织“谷枫画会”开展美术创作、交流、展览等活动。迫于生计的努力和追求艺术的动力使周霖熟悉了各种绘画及制作的技能,可满足任何场合的要求。由于他出色的设计才能和精美的装饰吸引了昆明众多商家,名声大振,亲自求他写、画、制作的大老板络绎不绝,最后只好逃到清静地方自己又去充电学习更深的东西,去研究他钟爱的诗书画,在昆明的画展中,周霖画获第一名。有次画展后,《云南日报》还专门发表评论。称赞周霖画,而当时,全国的名人名家都因战乱云集昆明,西南联大中的北大清华等各路各家也都在昆明。可见周霖年轻时就小有名气。

      我的五大妈常常跟我讲:“周家几代人都是书香世家,出过父子举人,而父子举人的子孙周霖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重要的一点是他家的家教是很严的,从小就在培养高尚的情操。孝敬父母、老人,尊重他人。平时走路都只走边上,中间让别人走。”当时我还说:“中间铺着石头多干净,边上有泥我不想走。”我的五大妈又说:“鞋子脏了可以洗,心脏了就没法洗了。不让老人、小孩的人是没有规矩的人了。”因为小时候我都是跟五大妈睡一张床,睡前她都要给我讲故事,讲“二十四孝”、讲诗歌、经书等等。但讲得最多的是周家对她怎么好,对别人家怎么好。我的五大妈感到最可惜的是周霖因家庭的拖累,本来学习成绩拔尖而没钱上名校;本来在昆明发展得很好,因父亲病重致死而不得不在家支撑家庭经济并当家长。

      现在,当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籍,看到周霖老公公的聪明才智,才华横溢的事迹时,我内心也深有其感,五大妈以前对我说时的那副神态经常又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以前我还没能理解这些话。

      周霖回到丽江,自然是多了一位见多识广、技艺超群的文化人。当时的丽江中学和志武校长请周霖修改“八大教室”图纸中大家意见较大的窗、走廊、楼梯等部分只花了三天的课余时间,周霖先生就拿出了既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又具挡风采光功能、中西合璧新型构式的图纸,受到广泛赞赏。大楼建成后的庆祝会场内,周先生绘制的两副长12米、高5.5米的巨幅风景画大开了丽江人民的眼界。由于校园设计的成功,和校长请周先生为他设计在古城的新居,落成后,又再次轰动古城,这些图像在古城四处流传,许多名商富户争着求周先生为他们的豪宅大院策划设计。能请周霖画一副六合门的人都感到很荣幸。由于自己忙不过来,周霖把丽江新一代美术爱好者组织在一起,让他们阅读、观看自己从昆明、苏、杭等地买来的所有藏书、画册,使大家开阔眼界,从而激发创新热情和开阔思路,使这群青壮派画家成了古城建筑实用艺术的攻坚力量。

      至今,原民众教育馆馆长和绍希家后人还珍藏有一副六合门上是周霖所画。既有明清风格、苏杭园林之势,又有丽江特色。当时他们既当画家,又当雕刻指导员,为丽江古城民居的艺术设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多才多艺的周霖不仅办事认真,且待人诚恳谦虚,无论是德高年丰的老画家,还是年少气壮的新画家,都乐于和他交往,无形中他充当了承先启后的核心人物。难怪丽江有名的老画家张文湛(张丽川)在落气前让儿子把“笔洗”和“印章”(闲章)传给周霖,因这“笔洗”和“印章”传说是明朝时,纳西族土司木增重金聘来江南名画家马有仙,绘制丽江壁画,这是他们心爱之物,在他离时赠给作为助手的纳西族最优秀的画家,这位画家又传给后辈画家中出类拔萃者,如此代代相传下来的。

      我还听五大妈说过:以前有个叫杨茂实的到丽江任专员,他曾向周霖要一幅画,并数次催促,而周霖一直未给,数年后,杨专员离任,在回去的路程上收到周霖派一学生送来一幅画,杨当时既激动又敬佩周霖的人格和品质。

      关于周霖不喜欢攀附权贵的事,我的婆婆也曾讲过很多。她说:“有些官员群众口碑不好,来跟你公公要画,他硬不给。而有些炊事员、邻居等一些较好的人他都舍得给。”我婆婆觉得最难堪的一次就是当周霖听到有几个权贵者想砍掉狮子山的古柏做寿木时,马上动员学生举着火把到习自诚家去逼着习专员快去制止,如不能制止就要烧掉专员府。要知道当时的习专员府就是周霖的亲姐夫家。我婆婆当时急得团团转。她说:“他这样做,我以后怎么又去见姑爹姑妈呀!”接着她又说:“你公公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认定对的事不管得罪哪个人都这样搞么。”

      我婆婆还说过:以前你公公会照像,这间房子里面挂个窗帘就可以洗相,我说:“那么早就开相馆,应该很找钱了吧?”我婆婆说:“找什么钱哟!都是给学生照毕业相,只收半价,洗相只收本价,用来买药水、相纸等,只是方便学生和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而已。”

      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周霖与范义田跑到教育局和志钧、和志坚处听收音机,分析局势,回来在学校组织演说,指出非抗日不足以争生存,激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周霖组织了书画爱好者写大量的标语贴到校内外,周霖常说:“我们都应当行动起来,做一点有利于抗战的事。”亲自绘制大型的抗日宣传画,举办“抗日赈灾画展”、“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画展”等,还向校方提议成立抗日宣传小分队,在校务会中同意并决定由周霖担任辅导员,组织编写排练了许多快板、表演、演唱、小品等到庙会、骡马会等各种群众集会中去宣传,还动员“雪社”的文化人加入抗日小分队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

      我的五大妈曾告诉过我,周家几代人对丽江古城的教育贡献很大,几代人都为筹建学校、试办学校而努力。小时候我只知道学校都是公家办的,怎么会有私人来办学呢?钱从哪来?为什么要那样自找苦吃呢?后来,我才慢慢听说了这些事,钱是当时丽江几大富商争先恐后捐出的。但办学出力是周家人最热心的。其中创建黄山幼稚园时是周霖和杨超然等共同发起倡议,周霖、和志坚所创建的“雪社”的文人们集体加入,由做过帐房先生的杨超然任董事长,负责筹资;教材、师资、校园设计等由周霖负责;幼稚园的园长请的是德高望重的北京人简汝勤老师。周霖除了搞设计、找教材、组织培训教师外,还自编了汉语、纳西语的双语童谣、儿歌,如《劳动歌》、《学习歌》、《农时歌》、《卫生歌》等等。为了使儿童从小接触标准汉语,还精心组织并排练了幼儿演唱京剧《打渔杀家》,周霖的胞弟周凡跑前跑后,四处寻找道具、剧本、曲谱、行头、装饰等所有需用的物件。在社会上公演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获得群众的啧啧喝彩。

      我真佩服周家人的聪明,除诗、书、画等才华出众外,还都特别对音乐有些天赋。据载周霖祖父、父亲和他本人都担任过古乐《皇经会》的会长。抗战胜利后,为表达喜悦之情,周霖为抗战胜利填新词《到春来》,并用古乐《到春来》配曲演唱,兄弟俩还把西洋乐器用于演奏古乐,周霖还为马子云先生的《玉龙雪山白雪曲》谱曲,至今余音未绝。

      我在考虑与经人介绍的周家三儿子是否可以作为终身伴侣前,曾暗访了一些人,他(她)们都对周家的品德赞不绝口,有的说周家几代人都是古城最聪明的人,有的说是传统家教最好的人家,有的说是几代人对丽江古城教育贡献最大的人家,……总之,都是称赞和肯定的。因为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按要求向领导报告了自己个人情况,并担心成分问题是否能批准。当时领导很高兴,他很清楚周家几代人的情况,说他家几代人都是爱国进步人士,都是深受百姓敬重的民主人士。

      事实确实如此。周暐到日本游学时是与云南进步人士李清源等一同去的,周冠南到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周霖在1949年1月丽江面临着是用战火解放还是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他很认真负责地去找姐夫习自诚谈心,求他为古城、为百姓考虑,交出一个完整的古城,让百姓平安地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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