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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纳西人家的将军——孙渡

来源:张慧琪时间:2019-05-30 22:42:53

走进纳西人家的将军——孙渡

□张慧琪
 

      这是我根据大姐张灿琪写给我的,关于她与孙渡的一段既曲折又美好的婚姻和回忆而写的。
      我不是一个军事家和历史学家,因而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评论孙渡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一生中的功与过,仅就他与我的纳西族一家人的渊源,写出一段往事。
      一、玉龙雪山下的奇遇
      公元1936年的春天,当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云贵高原的大山中神秘的消失,在丽江石鼓镇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后,丽江古城这个边陲小镇的百姓才被云南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孙渡指挥军队的马蹄声惊醒,知道滇军已来到丽江,而且驻进了狮子山下忠义坊旁的县立高小学校内。也许是因为滇军没有和红军在境内打仗,民众未受其害,因而兴奋的老百姓纷纷出来欢迎,并说:“红军前脚走,滇军后脚到,孙渡是在送红军。”后来孙渡也曾对他的夫人说:“事实上,在1936年我到你们丽江那回,我不是在追红军而是在送。”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阅读有关孙渡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是年底到达黔东,蒋介石即电令云南政府主席‘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为此,龙云曾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对策。孙渡以为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革命军而且想乘机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我们防堵红军,以出兵贵州为上策,以防中央军入滇。若共军进入云南之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出境为最好。孙渡的这一番高论不能不令在座的诸公拍案叫绝,龙云也深表嘉许,并即委任孙渡为第十路指挥行营主任负指挥全责。”
      孙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在云南境内与红军交战,而他违背蒋介石出兵防堵之命令,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反而有利于当时困境中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孙渡在会议桌上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难怪当时人称他为小诸葛,聪明绝顶。他是一个有胆识的将领。
      孙渡指挥的滇军驻扎在丽江后,一切恢复正常。丽江地方政府、知名人士在省立丽江中学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派各界群众代表前来参加。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孙渡将军致答谢词,然后精彩的文艺表演开始。第一个节目是《欢迎舞》。
      一群活泼天真的纳西族小姑娘,穿着粉红色的像蝴蝶一样的舞衣在台上翩翩起舞,坐在前排的孙将军十分的惊喜,指着其中一个小女孩,对同座的一位将军说:“她像小天使,你看看这小姑娘就像当代的影后胡蝶。”
      孙将军指的这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大姐张灿琪(小名阿灿)。她生于1924年,当年才12岁,就读于丽江实验小学。这一年她曾得过一场重病。丽江流行麻疹,因当时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缺医少药,许多孩子因为麻疹感染肺炎而死,全家人对大女儿的病危也束手无策,为她准备了死后穿的小红棉袄、棉裤、绣花布鞋。幸好我父亲把大研镇著名的中医习老先生请到家中,他用针在舌下一刺,出了不少黑紫色的血,又服上几副中药,小灿琪才慢慢苏醒过来,全家人惊喜万分,我祖母说:“孙女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小灿琪说:“我在你们的爱护下又有了新的生命。”我祖母道:“这张小嘴把我的心说得甜甜的,也许她长大以后也会关爱我们吧。”
      有一天,已恢复健康的阿灿,头上戴着一个小花巾,正在家中休息看书,她喜欢文学和唱歌跳舞。突然,孙渡将军只带着一个随身的副官,来到丽江光义街官院巷张府大院,走进纳西人家。我的家人见他进来真不知所措,还是大胆活泼的二姐(张煜琪)叫了声:“孙司令官来我家玩了!”而孙渡则非常自然的脱下宽边灰色军帽,坐在了我家天井里的那棵桂花树下的石圆凳上,问:“小胡蝶在家吗?”他找的是我的大姐灿琪。
      我的祖母和父亲请将军进堂屋就坐,他起身后对我的祖母说:“老太太,您老真有福气,膝下有一对那么可爱的孙女!”祖母道:“喏!屋里还有两个呢!”孙将军说:“别怕,别怕,让她们出来玩啊!”躲在房内的母亲,牵着小三、抱着小四出来,孙司令慈祥的微笑着看了又看,对我母亲说:“你应该为她们感到骄傲,个个生的美丽、健康!”我母亲笑着点头。后来她常说:“从来也没有人夸过我生了那么多姑娘,孙将军是第一个安慰我的人。”
      孙将军和我的父亲进了堂屋(客厅)里谈论挂着的名人字画,又谈到京剧和滇剧等,然后他告辞而去。他驻防的小学堂只隔我家几百米路,他说还愿再来我们家玩。他对这个纳西人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孙渡走后,我的母亲说:“想不到,我的女儿小灿琪跳了一曲《欢迎舞》,竟把孙将军迎到了纳西人家。”
      孙渡,字志舟,于1898年5月5日(端午节)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从1922年起,在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期(唐继尧是与蔡锷将军一起在云南起义推翻袁世凯的护国大将军),孙渡从最基层的排长干起,此后相继升任为团长、旅长,直到任云南省的宪兵司令官。孙渡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己任。”又说:“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也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对于这个气度非凡的军官,唐继尧有一个胞妹名叫唐芸庚,十分倾慕他,扬言她此生非孙渡不嫁。
      1927年唐继尧病故。云南省政府改组,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孙渡担任龙云的参谋长,并任省委委员。
      1931年,孙渡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6年4月18日,孙渡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时年38岁。这一年的5月5日,丽江地方上的达官显贵为他举办生日宴会,用纳西民族的高贵宴席“三叠水”招待宾客。“三叠水”它是用三种大小不同的餐具盛菜肴,即六个大碗,六个小碗,加六个盘子,总计十八样菜。菜的原料考究,有山珍海味,蔬菜鲜果,特意加名贵药材如虫草、天麻当归等,再配当地茨满梨,雪桃等甜食。席面形成蒸煮炒卤烩酥炖,多姿多彩,色香味美,别具民族特色,又显豪华富贵、喜庆的气派,因而“三叠水”又称“纳西国宴”。
      在生日宴席中,孙渡也不忘邀请阿灿和她的小朋友,并且给小朋友每人还赠一件漂亮的小旗袍,一穿就合身,她们高兴谈论着,孙将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材呢?原来他叫副官李文亮请来名裁剪师在她们身后瞄准了而做出来的。当这群玉龙雪山下的小天使在宴席上出现时,人们窃窃私语,孙将军也满有生活情趣啊!他喜欢上了纳西姑娘!
      席间孙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为他的生日举办最高级的纳西民族风味大餐。看着席上色香味美的菜肴和刚刚抬出来的一个又大又圆的水汽粑粑,他微笑着,表情是那么慈祥亲切,说:“我深深被纳西族的民族风情,被丽江的雪山和玉水吸引。”他举杯为在座的先生、夫人、小姐们的健康干杯,在座的宾客又一次起身,举着丽江的窨酒祝孙将军前途似锦!身体健康!
      过不多日,孙渡托我父亲的好友杨毅和他的副官徐参谋来到张府,说要收我的大姐阿灿为干女儿,并要带她到省城昆明读书。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惊吓了这个纳西人家,对在小学教书的父亲来说直感此事来得蹊跷,对内向多病的妈妈来说,犹如五雷轰顶,父母不知如何表态,只见祖母连连点头。沉默片刻后,父亲张允铭道:“此事家中再商量后回音。”来客告辞而去。
      20世纪的30年代,在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一个传统的张大老爷家府,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子要认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干女儿,这简直是奇事。一时间全家踌躇难断,请来了父亲的世家好友和阿爷商量。和阿爷说:“这是一个好机遇,放过了实在可惜,你们不妨答应下来!”父亲点头,母亲道:“我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但也不敢得罪了孙将军!”最后我开朗的祖母说:“这简直是飞来的福音,是我天天念经得来的,这样的机会哪里去找,我同意我的大孙女去昆明读书,为下面的几个小妹做好榜样。”这样才由一家之主的祖母定下来。
      不久举行了仪式,孙渡亲笔为阿灿起名孙妍华的红缎贴子及衣料等礼物送到张府,张府也按照当地的礼节,把丽江的名酒、茶、火腿等礼品送到军营中。一时间,孙将军与张家对上了亲的消息,传遍了丽江古城的大街小巷。
      孙渡的部队在丽江驻防期间,他对部下严格要求,不许胡作非为、损伤百姓的一草一木,平时修桥铺路、美化周围环境,月月开一个军民同乐会,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
      1937年初孙渡的部队调离丽江。那天清晨8时许,从部队驻地光义街牌坊起出关门口经四方街到狮子山,这一路程上沿途的店铺,居家门前都摆着香案,案上放着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送行,据说这是对孙渡为人的象征。
      我的父亲和大姐怀着美好的愿望,挥泪和家人告别,离开了家乡丽江。
      二、翠湖堤畔
      1936年阿灿与孙渡在丽江相识后,第二年的初春,我父亲和阿灿跟随孙渡来到了昆明,他们是乘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希尧派来的专车抵达的。当时大东门外正在开始装修正门路,到处堆满沙石,因而只好在此下车改乘黄包车。阿灿第一次坐人力车,心中害怕,用手紧扶两柄,叫拉慢一点,车夫说:小姐不必怕,稳稳坐住就行!路边的霓虹灯,各种广告牌在眼花缭乱中闪过,黄包车在石板路上颠来颠去的跑着,好不容易在翠湖东路7号的孙公馆门口停住。这时门卫拉开油绿色的大铁门,朱红色的二道木门上乳白灯光亮了,孙渡招呼父女俩进去。阿灿觉得孙公馆好气派!这是一座十分精美而又古色古香的三坊一照壁的二层中式庭院,天井里借楼上照的灯光看到摆满了花盆,种植着各种花木,香味扑鼻。上楼歇息片刻后,厨师送来了晚餐,全部是玉溪口味。孙渡边吃边嘱咐他们千万不必客气,他说:“今后灿琪就是这里的小主人。”真的,偌大一个院里没有女主人,只有几个贴身的随行人员。
      晚饭后孙渡领着阿灿看各个房间,楼上正面是两室一厅,左右两边是厢房,右厢房正是他的书房。大书柜里全都是精装书,有马克思列宁巨著,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军事学以及各国名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等。顺着木栏杆走进阳台,看到了昆明翠湖的夜景,这时她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似梦非梦。那天晚上他住右厢房,父亲住左厢房,阿灿被安排在正屋十分整洁的卧室里,她整夜难于入睡。第二天一早,梳洗后就忙着去阳台,呀!翠湖良辰美景尽收眼底,大门外是条石板铺的马路,右边是外事处、佛教会、云南大学,左边是昆明市长、省长卢汉等的公馆,整个环境十分宁静。翠湖堤畔柳树成荫,湖心亭旁碧波荡漾,她想到今后就要在这里读书,真是一个飞来的天仙梦啊!
      第二天,孙渡叫他的贴身副官李文亮请来一个裁缝,还抱来许多绸缎布匹为她们父女俩做新衣。父亲再三谦让谢谢孙渡的美意,但他说到了都市不比在丽江,出入要衣冠整齐才不至于被人小看。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白天他的应酬很多,出去时换上深灰色中山装,戴上博士帽,穿上黑亮的皮革,脸上红光焕发,神采奕奕,真不愧是个出色的儒将。我的父亲也穿上浅灰色雅布衫,戴着博士帽,还配戴上一副金丝眼镜,那时的父亲才有三十五六岁,穿着很得体。阿灿拥有好几件漂亮的旗袍,花色都是依着她的喜爱缝制的,但她总喜欢穿上那件阴丹士林布的短旗袍。由于才到昆明时跟着父亲形影不离,有时父亲独自去找同乡玩,有时去茶馆听说书,阿灿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偷偷地哭,想祖母,想母亲,更想那三个可爱的妹妹。有一天晚餐时孙渡问她:“白天去哪些地方看看了?”她说:“我爸爸领我去附近一个茶馆说听书。”“听什么书?”“听的好像是《水浒传》。”接着他批评了我的父亲:“不要领小女孩到茶馆之类的地方去,赶快找家庭教师复习功课,准备入学才是正事。”
      有一天晚饭后,正是夕阳西下,金红色的晚霞染红了翠湖,孙公馆楼房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孙渡要领阿灿出去散步。他说我们就去北门花园散步,他叫李文亮喊黄包车,不带任何随行,他们各坐上一辆拉到北门城下。这时他牵着阿灿走啊走的,他的脸上充满了慈爱可亲,使她感到非常安稳,不觉间已走到城墙高处,停下脚步,他指着整个景色说:“你看,昆明多美!”那时夜幕渐渐降临,天空出现点点繁星,与地上熠熠灯火相映成一幅宁静的画卷,这时他突然把她搂在怀里说:“我得了你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是我一生的幸福,今后你就永久陪伴着我吧!”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只会低着头推开了他。夜晚微风扑面,有些寒意,她催促着他回家。他仍是那么自然地牵着她的手走下城门时,那两个黄包车夫还等着他们啦!回到家他要她去书房坐坐,他说:“你可知道‘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已正式侵略中国,很可能我最近就要开赴前线抗日,为了方便你在这里永久住下去,我许下我的诺言。”他写下:昆明翠湖东路7号的房产权属于我的爱女孙妍华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写好了盖着大红色的私章,交给她时拉着她的手说:“真奇怪,这次送红军到丽江,反而迎来了你这可人的小天使,一天不见你就觉得好像丢了什么,现在我们快要分别,多舍不得离开你,希望你用功读书,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寄托,将来永久陪伴着我。”这些话非常打动她的心,13岁的小女孩这样得到将军的宠爱,一边流泪一边点头承诺。
      几天后,他受命为五十八军军长开赴江西前线抗日,临行时一再地要父亲招呼好女儿,并把看管孙公馆的大权也交给了我的父亲。
 

不平静的后方——昆明
 

      我的大姐阿灿到昆明后的第二年(1938年),她考入昆华女中初四十四班。此时的昆明并不平静,日本飞机不时对这个城市进行轰炸。为了避免空袭,学校迁移到呈贡县海晏镇。这地方依山傍水,正好躲藏在滇池一隅,她离开父亲随学校去海晏镇读书。阿灿回忆说,当时的昆华女中是名牌学校,校长杨凤瑞,教导主任秦淑贞夫妇都是留学生,训育主任杨倩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她因终身不嫁,同学们在背后亲切叫她杨奶。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教师多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能考入这所学校的女孩子都感到自豪,而倍加努力学习。学校搬到了海晏镇石龙寺大庙之中,一进三院的寺庙作为办公室、医务室及学生宿舍;学生的教室是借用该镇老百姓各家各户的房子。因而老师天天教导她们要尊重老乡、严守纪律。那时专门管理女孩子们生活的是一位叫许静修的教师,她为人贤淑,除管理学生生活外,也教一门刺绣课。阿灿还记得教体育是魁梧的罗振华老师,早晨他带学生爬山,上他的课就带她们去树林边的滇池游泳,晚上熄灯号响之后他就要到宿舍巡逻,听到他的大马靴响着走来时,同学们就赶快藏起书,吹熄小马灯钻进被窝里。高初中十多个班级,几百个女孩子离开父母共同学习生活在这里,在抗战时期不是容易的事啊!
      晚饭后,学生们三三两两的提着小马灯去上自习,突然有一晚滇池那边燃起了红红的一片大火光,也可隐约听到轰炸的隆隆之声,罗老师跑出来说:日本飞机夜袭昆明市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大伙都奔向望海亭,看看熊熊燃烧的火光,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收回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决不做亡国奴!有些高年级的同学要求去前线抗日,用自己的鲜血捍卫祖国。那一夜几百个姐妹们都没有回寝室,围着从东北来的老师,听他们讲述日本侵略者如何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和同胞,他们是怎样在逃亡的路上受煎熬的艰难经历。学生们眼看着敌机的轰炸,耳听着同胞的血泪史,个个义愤填膺,无不泪下,激起对侵略者的仇恨和爱国的情怀。
      此后学校里两个出色的班级高二•八班和初四十四班联合组织起了抗日歌咏队,阿灿和同窗好友刘治会、陈明玉、李桂仙等也参加进去。课余时同学们就在海外练唱,学校集会就上台表演。抗日的歌声震撼了海晏镇,表演的爱国戏剧感动了该镇的父老乡亲。学生们还出去在呈贡县贴满了抗日的标语,那时女孩子除了读书外,都自觉涌入抗日的潮流之中,这是时代的精神,青年人肩负的责任,她们在抗日的岁月中学习、锻炼、成长。
      当阿灿放假回到昆明的时候,她总会收到孙渡从前线写给她的信,称呼都是“我可爱的小天使”,内容简单而热情。有一次他在信中写到:“日本飞机在前线也疯狂的轰炸,最近在行军时遇上空袭,弹片打中了我贴身副官李文亮的脑袋,当场就牺牲了,我悲愤万分,一定要让侵略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得知李文亮在前线牺牲,她也难过极了。
      将军又写到:“不久前我在前沿阵地视察,弹片打掉我的望远镜,幸好被它挡住,脑门才只受了点轻伤,现已痊愈,留下一块疤,成了抗日的纪念了。”然后他又说:“昆明敌机轰炸更加频繁,为了安全,我已托友人在滇池边买了两间草屋,你们父女俩不得已就到那里躲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他,还时时挂牵着在后方的她的安危,这是多么深切的关爱啊!实在让她感动,也让她心中时时想念着他。
      后来在滇池边五家堆小屋里,我父亲和大姐度过抗战时期难忘的岁月,也曾在那里接待过我的三舅李寒谷及我们的表亲(后来一代国学大师)周善甫先生,他们俩都是我们姐妹的恩师。
      我的三舅李寒谷是1938年从北平逃难回到昆明的,而后在昆明中学任教,每逢假期阿灿就接他到孙公馆,或五家堆小屋休息。这时三舅就教她语文和英语。由于他的教导,阿灿在班级学习成绩很好,他们喜欢听《夜半歌声》、《渔光曲》等歌曲,也一起玩乒乓球,虽然三舅已患了风湿病,但有一颗未泯的童心和富有积极乐观的精神。
      阿灿记得,一天中午,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父亲赶快锁好门,她拉着三舅往北门城外跑,她们飞奔着躲进英国花园的坟堆之中,敌机已在上空盘旋。不久隆隆的炸弹声响成一片,投弹之后是低空扫射的机枪声,约半个钟头之后才解除警报。这时她发现三舅的手抖得比往常更厉害了,她心中充满了愤恨,一路默默无语慢慢走回家中。晚饭后表亲周善甫老师来家里说:“今天小东门外惨遭敌机轰炸,妇女儿童死伤很多。”她们的心沉重得很,大家围在父亲的烟台旁谈起忧国忧民之话题。三舅说:“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压迫下,加上政府腐败,军阀混乱,搞得民不聊生。1919年‘五•四’运动后,爱国师生深受其影响,发动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的大游行示威,这次北平沦陷,我逃难出来,忍饥挨饿,一路受风寒潮湿,患的风湿病加重了。”听着三舅的讲述,心中充满对他的敬佩。三舅问她,我的创作你都看过哪些,阿灿说:“《丽江吟》、《金沙江》、《劫》、《变》……”
      三舅听着笑了。后来由于他的病情加重,才被我外婆强行接回丽江石鼓镇养病。
      我的大姐阿灿常对我说: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时期度过的,因而丰富了她的人生,也锻炼了她。
 

孙渡和灿琪的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渡任第五十八军军长,率部队首批从云南开赴前线,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与敌人英勇奋战,经历无数战斗,其中有:
      1938年10月在湖北崇阳投入的崇阳战役,他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伤亡惨重,而受到记过。
      1838后2月至1941后9月,孙渡率第五十八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
      1941年12月,华中日军集中在湘鄂的第三、第六、第十三、第四十等师团及其他部队共六七万人,于12月23日向长沙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三次长沙大会战。孙渡率第五十八军挺进至影珠山地区。孙渡身先士卒,率部冒死突进将敌之敢死队全部歼灭,守军士气大振,日军在战场上遗尸千具,影珠山战斗胜利结束。
      1942年春,蒋介石来到湖南岳麓山开军事会议,表彰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的将士。其中有滇军的五十八军、六十军,蒋和两军将官每人单独留有一张合照。特授予孙渡陆军上将军衔,并亲手给予一枚抗日民族英雄的金质勋章。至于江西各界送来的锦旗数不胜数,都悬挂在翰堂五十八军抗日前线司令部的客厅大墙上。孙渡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一直坚守在抗日前线。历史将记下他是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
      然而当孙渡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谁能料想到这个男人却被两个女人所困扰,一个是唐芸庚,另一个则是我的大姐张灿琪。在军事上有计谋的孙将军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这两个女人呢?
     冬去春来,年轮已转到1943年,7年前孙将军在丽江玉龙雪山下相遇而带到昆明读书的这个女孩,如今已成长为亭亭玉立的青年,19岁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年龄,前年的冬天她随同父亲回家乡探亲,她给全家带来的喜悦与快乐,让八口之家过了一个难忘的团圆年。但那时从江西发来的一份电报,却让她独自悄然离去,后来得知她已去了江西。
      我大姐阿灿在回忆中写到孙渡来电:“我们已分别7年,我非常想念你,即派专人接你到江西。”于是阿灿从昆明来到湖南衡阳第五十八军留守处,小住几天后,孙渡派他的副官接她来到江西省上高县翰堂乡第五十八军抗日前线司令部住地,他们在此重逢。
      当远处的晚霞映红了天边、夕阳西下的时候,阿灿来到了村口,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孙渡穿着旧的黄军装,腰间系着宽皮带,又横跨着一条刀带,很威武地与他的副官长马云龙边走边聊,步行到村口来迎接她。
      阿灿觉得将军瘦了,老了,他在前线浴血奋战啊!心中油然升起对他的敬爱,于是走到他面前毕恭毕敬深深鞠了一躬,从而引得孙渡哈哈笑声。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她后,说:“长大了,长高了!”此刻他那双全神贯注、大而智慧的眼睛焕发出的光彩,让她的心突突跳动。他微笑着牵住了她的手,一直步行到他的官邸。这是传递给她的热情与活力。
      当他们刚进门,迎面有一个40来岁的矮胖女人微笑着走了出来,她圆脸,细眉大眼,皮肤白皙,黑发髻梳在脑后,衣着穿得很得体。孙渡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就一齐去用晚餐,吃的很简单,但云南风味菜加上路程上劳累和饥饿,阿灿吃得很香。晚饭后她回到为她安排的房间休息。
      孙渡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军人,命令副官提着小马灯领阿灿去他的办公室。一路警卫森严,门口都站着士兵。进屋稍歇片刻之后,孙渡对阿灿讲起刚才一块吃饭的这个人就是唐继尧的胞妹唐芸庚了。阿灿想起来了,她早年就说过:“今生非孙渡不嫁。”难得她在闺中等了那么多年,青春一去不再来呀,如今她都已40多岁了!孙渡说:“半年前唐芸庚由她的嫂嫂送到江西前线来,这门亲事是我在军旅中由我的母亲包办下来的,我对她没有什么感情,一再推诿摆脱也没有结果,她们就是赖着不走;后来上司何应钦(军政部长)来了一个电报,言她年近四十,等待已多年,令我把接受下来成婚,我非常痛苦,这样做了十分对不住你,越来越觉得良心受谴责,所以也叫你赶快出来,你说我们怎么办?”听了他的一席话,阿灿觉得掉进了五里云雾之中,只觉得自己怎么会遇上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她想哭却哭不出,想跑但迈不开步,平静地说:“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关系吧!”他说:“只保持这个关系,我何苦供你读书。”她紧接着问:“供我读书,原来是要叫我做你的小妾?”“不不,你说错了,是要你永远在我的身边。”他就一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说着:“我心中只有你啊!我在等你长大,现在我岂能放走你。”然后他又风趣的说:“1936年我到丽江那回,丢了红军,追到你的嘛!我的小天使,我们共同解决这些难题吧!”阿灿大声地说:“夫人还在等着你,我们回去吧!太晚了,我太累了。”她冲出了办公室。
      阿灿回到卧室,紧关上门,感到十分的委屈和伤心,泪止不住簌簌流出,怎么办啊?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一幕之中,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命运!翻来覆去难于入眠,漫长的黑夜啊!
      第二天当他们三人在餐厅吃饭时都默默无语,吃完了各进自己的房屋。这个聚会点,充满不和谐的气氛。唐芸庚脸上没有了昨日的微笑,代之的是妒忌和讥讽的表情。阿灿想,自己那么年轻、美貌、信守诺言,自进高中后,不知有多少大学生,留学生都在追求自己,尤其是这次回家乡探亲,青梅竹马时的小伙伴见她长大了都要求家长去提亲,都被拒绝,这些都是为了怕得罪了孙渡,现在倒是他先背信弃义了,在前线与唐芸庚成婚。他说“小天使啊,要你永久在我身边”等等,都是骗局,都是欺负女孩的行为,她越想越伤感也十分的委屈,泪水模糊了视线。这时她看到墙角桌上放着一瓶红红的水,是葡萄酒吗?或者是一瓶毒药?喝下它,一醉方休或者死掉,这个单纯的女孩要以此来结束内心的痛苦与反抗。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她,昨晚她喝下了一些来苏药水(消毒用),因而医生帮她洗了胃,她无奈地躺下了。当听到孙渡走来的脚步时,她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而他轻轻掀开被子,握住她的手悄声说:“小天使,你想上天堂我会把你拽下来,想入地狱,我也会把你拉上来的。你现在安心休息吧,别再闹了!”
      待她的身体和情绪恢复后,有一天,孙渡对阿灿说:“你和我去办公室,我有话对你说。”到了办公室他说:“我叫你出来,自有我的想法,时间长此下去不好,我想快刀斩乱麻,事不宜迟,就在目前战事处于暂缓之际,我要和你宣布结婚,让众人知道我们的关系。”阿灿被他的话吓呆了,就说:“这不是说着玩吧?我们的年岁相差得那么大,……”孙渡紧接着讲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事迹来启发、感动她。他们从办公室回到寓所,孙渡去唐芸庚的房里,几分钟后,只听到屋内发出哭声,孙渡说:“是你自己来找到这儿,不是我请你来的,我是看在母亲、上司的面上和你道义结婚。”他又说:“灿琪是从我的家里出来,我们分别7年,我接她出来,现在我要正式宣布我们的关系与她成婚。”这时唐芸庚吵开了,哭开了。孙渡也拿出他的军人气魄,要摆布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易如反掌,他走到中间客厅高声说道:“你们都出来听着,这是抗日前线,不是容你们闹下去的地方。唐芸庚,你要自知之明,我们是道义结婚,而现在我要和灿琪的结合是出自良心和真情,希望你们好自为之。”说罢,他就带着警卫上司令部去了。
      1944年的元旦,孙渡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地点是第五十八军的军俱乐部“一心社”。他召集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及眷属来参加这个酒会,他穿着黄呢子的军装,端庄洒脱,孙渡长像非常英俊,有美男子之称,今天容光焕发。阿灿穿着深蓝色长旗袍,外穿一件深绿色外衣,这身打扮不像新娘,倒像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学生。孙渡一直牵着她的手,步入会场。
      在席上孙渡用他的男低音说道:7年前的1936年春,我认识张灿琪,是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下,金沙江畔,如发现了一颗珍珠,爱不释手,从此我心中只有她,我要她永远在我的身边,现在我们要结为伴侣,我在你们面前宣布,她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孙夫人,请你们理解和同情我的做法。”下面会场气氛寂静万分,在座的客人们也感到震惊。
      孙渡职业军人出身,多年来带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在抗日战场他身先士卒,冒死突进。在情场上,今天他也胆大敢为,以他军人的性格和方式在此宣布结婚,这也是少有的吧。阿灿此时被感动而热泪盈眶,有一个男人这样深爱着自己,也是一种幸福。孙渡左手紧握住她不断颤抖的手,右手举杯,“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抗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时孙渡的少将副官长马云龙,手举酒杯叫全体起立,“为军座及夫人的健康,为军座的家庭幸福而干杯!干杯!……”
      问题这样解决之后,孙渡将军如愿以偿。有这样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唐芸庚和张灿琪只得接受命运对他们的安排了,她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了一起。这段时间,孙渡或前去前线视察,或在办公室,很少回来。第二年1945年的3月8日夜间9时许,阿灿在上高县卫生院生下她与孙渡的第一个女儿孙沛(乳名幼琪),这时整个家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孙渡的脸上充满了慈祥的微笑,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他的心填满了喜悦与安慰,给家庭带来无比的温馨和幸福,此时这个快乐的爸爸已47岁。
 

抗战胜利前后

     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接连告捷,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也已走向穷途末路,但是他们死不甘心,还要做最后挣扎。听说湘赣一带的日本要来一个大扫荡,他们要施行令人不耻的“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
     江西省上高县是日军必经之地,孙渡他要带着部队抵抗,就安排他的家属去比较安全的地带避难。他命令副官刘李智快准备两乘滑竿,两匹马驮着简单的衣服及用具,赶快离开翰堂,走西边的山路直去都堂(村名)。估计这条路不会遇上日军,她们上午出发,坐着滑竿一步一颠地走在山里的毛路避难,下午听见炮声在后面响起来了,这时唐芸庚及阿灿都不约而同地说她们要下来走,刘李智说:“太太们,不要害怕,军长的安排不会错,他是小诸葛,但我们在路上不能耽误,一定要到都堂我们才休息;话说在先,要是万一碰上日本鬼子,那我刘李智就顾不及二位夫人了,我带着手枪,背着大小姐往山里逃出去,要为军长保住这点命根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怕,走!”他鼓励着她们直走到日落西山,快要黄昏了才走到都堂。但村子已空无一人,找到一家有个老大妈,她说:“人们都已到山洞里去了,家中什么也没有,你们自己找吃的吧。”这时阿灿坐下来喂奶,女儿在哭,但奶汁一点也没有了,她感到心跳头昏,刘李智找到两个鸡蛋,煮来给她,她吃不下去。这时,唐芸庚说:“灿琪啊,你不吃更没有奶了,我们还想什么怨和恨,逃出这条命,保住小女儿就是我们的祖德啊!她紧紧地握着阿灿的手,这时阿灿已倒在她的怀里泣不成声了,在患难之中她们产生了友情。那一夜她们共睡一张老乡家的旧木床上,整夜没有合眼,才三个月的小女儿在母亲的怀里却睡得很香。
     第二天中午她们和孙渡有了联系,他命人走小路到指挥部汇合,当她们一齐折回翰堂时,整个村庄已被日军烧成一片废墟,平时相见过的老乡都不见了,那种凄凉景象目不忍睹,眼前景象更激起了我们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她们随同孙渡住在上高县,但他没有一刻闲下来,顾不上家,去各处视察日军逃窜后留下的现状,回来后都要和县长等地方官员筹划一番。1945年8月,阿灿听到了美国在日本丢了原子弹、日本政府已无条件投降的消息。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得到最后胜利!从广播中传来全国人民的欢呼声,这时全家人兴奋地笑开了,忘记了这一年的一切烦恼及恩恩怨怨。更动人的是上高县的人民组织起来,敲打着锣鼓到县政府祝贺,要与坚守江西8年的抗日将领孙渡将军见见面。那时他只是穿着一身洗白了的旧军服,微笑着走出来和群众见面。一片高呼“劳苦功高的抗日将士万岁!”他挥手向人民群众表示谢意,还说:“我们是胜利了,但以后的事情还多,还要为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而努力!”事隔不久就接到他荣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并接管辽宁锦州的命令。
      抗日战争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片欢腾,也给孙渡的家庭增添无限喜悦,眼看着五个月的女儿沛沛一天比一天美丽可爱,孙渡全家人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不久他们离别上高县,乘坐小船沿赣江而上经高安到了南昌市。一上了岸,码头上欢迎孙将军的群众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南昌休息的短暂几天,真不知接到多少请柬去做客,在宴会上地方官员们频频举杯祝劳苦功高的孙将军一路顺风!离开南昌为他们安排了一艘日本小炮艇,艇上服务的人员都是日本大学生。这时他们成了战败国,往日的威风已扫地,对中国的高级将领及夫人服务得小心周到。船行至鄱阳湖上,阿灿他们站在甲板上观看风景,孙渡给她们讲起了三国时代周瑜在此操练用兵的故事。到了九江,他们又乘坐火车到了安庆,部队要在安庆休息,等待大轮船开赴东北锦州。
      在安庆过了小沛周岁生日之后,部队乘大轮出发去锦州;他们乘火车到了南京,住在南京大饭店。有一天南京总统府送来两张戏票,邀请孙渡去观京剧,他让阿灿和唐芸庚一起去看,自己留下来领沛沛。这时大家都在兴头上,她们都穿上花旗袍,又佩带了耳环项链,稍加打扮一番照照镜子自己也觉得漂亮极了。不一会,有专车来接,她们进去戏院一看,全场多半是空军,她们被领到第四排入座,多半是将官及夫人们。不一会全场响起了热烈鼓掌,并全体起立,真没料想到蒋夫人宋美龄微笑着缓步入场,她美丽端庄的身材,黑丝绒旗袍晚礼服,乌黑的头发高高地梳在头顶,银亮的长耳环坠在脸边。她那潇洒自如,大方而又文雅的风度使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她向大家挥手致意后在第一排就坐。
      几分钟之后节目开演了,第一是梅兰芳的“打渔杀家”,第二是马连良的“孔明借东风”,最后才是程砚秋的“审头刺汤”。阿灿那时还不太会欣赏京剧,但有旁边的唐芸庚悄声给她做讲解。说实话她没有去注意戏台,而是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当代中国第一夫人。
      次日他们乘坐京沪特别快车前往上海,沿途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江南名城,每到一站都有上下旅客,因此都要停下片刻,此时可以随心购买当地特产,如常州篦子、无锡泥娃,还有可口的五香鸡蛋、蒸好的大螃蟹等,应有尽有。在上海休息期间,云南旅居在上海的名人都来拜望孙将军。几天后她们从上海码头乘大轮起航,经黄海至青岛、烟台,进渤海在塘沽码头停泊。在天津上岸后,乘火车出了山海关,就欣赏到北国风光,来到了锦州。此一路程,她们经过许多大城市,看到大湖大海,大开眼界,真是享受抗日战争胜利带给她们的无限喜悦。
      她们到了锦州,住进一栋日本海军司令留下来的花园洋房,各种设备都是日本式的。孙渡忙着接管之事,白天都会去司令部办公。家中由阿灿和唐芸庚共同料理,此时我的二舅李敦谷也从昆明来到锦州,投奔孙渡。他是南京军校毕业的炮科生,原是在昆明讲武堂当教官,由于二舅有才干,口才又好,因而里里外外他都能帮上手,孙渡委派他当了少将参谋。孙渡对他的官兵一视同仁,但特别看重丽江籍的人,其中有少将军需处长和子玉、和少方等,孙渡说他们老实又忠于职守,非常相信他们。但后来孙渡成了光杆司令,调往热河去当主席,把他部属编入傅作义部队。1949年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李敦谷、和子玉等都作出明智的决定,成为起义人员。
      1946年12月26日,阿灿在锦州又生了一个男孩,孙渡的脸上挂满了慈祥的笑容,他说这是他毕生最高兴的一件大事,他给儿子取名为孙锦(乳名幼舟)。这个消息在军界传开,大家祝贺送礼,家里充满了吉祥的气氛。家庭生活也过的十分平静。记得第二年吧,孙渡接电去重庆列席参加国共和谈。不几天回锦州对阿灿说:“和谈未成,可能要打内战了。”她一向恨打仗,听说要打内战,就对他说:“你在抗日战争中劳苦功高,现在要打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太残酷了,不如告长假回云南吧?”他说:“我是职业军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目前老蒋的嫡系部队已云集东北,我怎能中途退伍啊?再说回到云南,你不知道龙、卢一向不容我的,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不懂军事,万一打起来是突围不出去的,你们就先回云南去吧!你带好这两个宝贝我就满足了。”这话说过不久,他就接到任命热河省主席之命,一时之间他的部队也改编了,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这当中的原由阿灿说自己就一点都不知道了。形势一时之间已变成这样,只好与他挥泪告别,由我的二舅护送她们回到昆明。
 

最后的团聚

      一、昆明不依旧
      1947年夏天,阿灿从锦州回到了昆明,这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孙公馆内增添了从家乡来的家人,其中二妹煜琪成了残疾人,还在医治当中,三、四妹正在中学读书。阿灿时时为了这个沉重的担子而担忧。但是,孙渡来信说:“家中已成了僧多粥少的情况,一切要从俭持家,能读书的支持她们读书,二妹的病也要给她医治,无论如何劝告你的父亲戒掉烟、赌,帮助你支撑这个家。”她记住他的话,少交际,仅和过去的同学在一起玩玩。我的妈妈和二妈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和尽心照看孩子。
      这时阿灿的好友吕秀珍在昆明读书,她经常来家看望她。有一天秀珍说:“阿灿,你现在是将军夫人,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还那么年轻,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做点有益之事。”是的,她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在一起读书,做过许多美好的梦,想当文学家、艺术家,但是如今现实却让她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朋友的诚恳与启发让阿灿动心。阿灿问:“我能做什么呢?”她说:“可以做许多慈善事,有重要的角色等待着你。我现在不想学医了,要去南菁中学当教员,和宣伯超老师一起做点有益之事。”她的一席话,对阿灿来说是期待,也是一种鼓励。
     当时的时局是受解放战争的影响,昆明成了反动势力退居的后方,情况十分复杂。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的呼声已在昆明响起。紧接着反动派镇压进步人士,迫害爱国学生的白色恐怖也已开始了,首先是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这一明目张胆的血腥事件,激起了全昆明市大中院校师生的愤慨,“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游行开始了。军统特务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西南联大女学生张莹、潘琰就是这次运动中牺牲的。他们还逮捕了数百师生,这就是1948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七•一五”惨案。而此时,阿灿的三妹静琪,在建民中学读书,而我仍在求实中学读书,也都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中。作为大姐的阿灿,除关心妹子们的求学外,对她们自己选择的路,给予支持及配合,从中也得到鼓励。
      这时的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学校停课,有的被查封,军警在继续抓人。事件无独有偶,在这次运动中爱国民主人士宣伯超老师被关进监狱,好友吕秀珍被关押在警务部。突然有一天早晨天刚亮,谢妈手拿一张字条来到阿灿的卧室。阿灿一看是吕秀珍的字迹,上面写道:“小灿,我被拘留,赶快设法营救。”那里的阿灿满腔正义之心,为了就要到来的光明,为了纯真的友谊,急中生智赶快拿好孙渡的名片,乘上自己的黄包车,跑到南菁中学找警备司令关某。他接过名片很客气地问:“夫人,你能保证吕秀珍不是地下党员吗?”阿灿说:“她不是”。在亲笔签字后,她把秀珍带到自己家里躲起来。这一段时间,秀珍完全用阿灿的服饰化装成一个摩登小姐模样,烫了卷发,还戴上黑眼镜,哪里看得出是个地下党员呢?她每天出入于翠湖东路孙渡公馆内,十分自如地进行她的工作。阿灿还巧妙地邀约朋友,请来乐队,在孙公馆里开起了舞会。
      宣伯超老师的问题就比较难办了,因他已被关进模范监狱,他的妻子彭文容天天来找阿灿要求她帮助设法营救。因伯超老师为人善良正直,又是个颇有学识的爱国人士,就和唐芸庚谈到这件事,她说:“我俩就去找省长卢汉谈谈吧。”当时的卢公馆就在翠湖附近,隔她家不远,于是她俩就去拜会卢汉。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她们谈了来意,拜托他酌情解决。事隔不几天,宣老师果然也出狱了。
      曾经有过多次秀珍要求阿灿,掩护她和她的同志借用阿灿家的书房开会。她还在阳台上为她们看哨。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秀珍被审查,她详细交代了这段经过,专人来到丽江了解,阿灿才知道在她家书房里开会的是滇桂黔边纵七支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重要人物。旧时代的孙公馆做了不少有益之事。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秀珍说她要离开昆明去找组织,没有路费要她提供一些,阿灿的钱并不多,当时拿出自己的一条金质项链送她叫她自己去处理作为路费。她还一再地要求阿灿,如有人来找就说去香港了。在青年时代,秀珍是阿灿的好朋友,宣伯超是她的老师,他们曾经鼓励过她,但她也以自己的一片真诚,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她们需要她的时候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回想起她的一生,这可算是最珍贵的一页。
      二、最后的团聚
      阿灿回忆,1949年底孙渡从重庆与张群、龙泽汇同机回到昆明。她为他的回来非常高兴。他见了女儿沛沛和儿子小锦亲了又亲,见了她的家人也格外高兴,妈妈和二妈做出几样丽江口味的菜。他说几十年来都没有吃到过这样好吃的菜了,当夜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第二天早晨孙渡说要下楼去看看二妹张煜琪,一见了面他好像感到十分难过,二妹也流下眼泪,他就安慰说:“慢慢养病,总有一天会好的。”上了楼之后他说:“真可惜,不是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囡囡了。”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凭着她仅有的一点认识认为是件好事,国民党的腐败谁喜欢?孙渡也经常说太腐败。他们都向往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但孙渡又顾虑这个突变对他不利,开始烦闷起来。阿灿尽量安慰他:“现在你已回到家就安心休息吧!”自他回来后,许多过去的同僚好友都来拜会他。有住在附近的卢汉先生,穿着一身全白的便服,拖着拖鞋手捧劳病筒(竹制的烟筒),带着一个便衣随行来他找他闲谈。有时张冲先生也来。客人走了之后,阿灿都喜欢问问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孙志舟,你有政治问题,快些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她也催他写,但有一天他满脸透红地瞪着眼睛把笔甩在一边对她说:“你懂什么?叫我交代什么?我讲武堂毕业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司命令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能违背吗?能不听吗?”她紧接着说:“你是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出了名的小诸葛,谁不知道呀?你就交代那些和红军对抗的问题嘛?”这时他脸色变过来了就说:“我的夫人,我参加过不少战役,龙云叫我去剿土匪我就剿,在云贵交界的四渡赤水中,我明明知道这是自己人在杀自己人,都在有意无意地闪开,让自己人少流血。我没有故意地杀过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无辜人民或百姓,1936年到你们丽江那回,我不是在追而是在送。”最后他谈起了有代价的为民族而战的8年抗日经过,“这么长的历史,交代什么?带着千军万马时不起义,现在纸上谈兵能说明什么?不写了,听其自然,束手待擒更为干脆。”她就说:“要是你在锦州时起义,那该多好。”孙渡说:“有过机会,但比较精锐的滇军都调往前线长春一带,我属下所部全凭蒋介石调来遣去,实则有职无权,只留下一营人保卫锦州,当时曾接到过朱德的联系,然而周围被军统特务重重包围。我曾与可靠的参谋长安乐山策划过,但突来命令调我去人生地不熟的热河当省主席。削去我的兵权,不但成了光杆司令,去上任时原来的主席都还未走,我一气之下只带着一个贴身随行坐火车到了上海,在三轮车上自己的大衣毛毯等物都丢失了。然后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重庆,去拜会了蒋委员长,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齐去台湾,他说会有你的职位,但说‘我还有妻室儿女在昆明,请求回家’。蒋介石说:‘给你十锭黄条回去安定吧。’但我没有要,我就回来了。”这些都是他的原话。阿灿叹道:岁月的长河已带走了孙渡过去的辉煌,最后蒋介石先生把他的滇军改编,把他变成光杆司令,调到遥远偏僻的热河(其实等于流放)虽算是手下留情。或许他没有忘记,让这个当年红军长征时,送了红军,没有助蒋一臂之力的孙渡,独自去选择生与死之路。这一年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不好,但能在家里和孩子玩玩,和他挚爱的妻子谈心,他对这样平静的日子感到是一生从未有过的享受。
      1950年8月28日,在这非常时期,他们的第三个小女儿溶溶出生了。
      家里的经济已感到入不敷出,应该早些分散,能走的就走,能留的则留,于是决定将祖母、父亲、二妈、二妹送回家乡丽江,把母亲及两个读书的妹妹留下,困境来临,也只好与这几位亲人挥泪告别。
      孙渡订着一份《云南日报》,天天必看,甚至每个角落都要看到,看完之后都要和阿灿交谈,有一天他说:“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要开始了。”真的,已经开始了,大约每天10点钟就能听到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被持枪的军警押送到北门外刑场枪决。
      一天夜里孩子都静静地睡着了,妈妈为他们添了火盆里的炭火,他十分歉意地说:“阿婆,这真是太麻烦您了。”妈妈笑笑转身下了楼。他边烤火边把阿灿的手握得紧紧地说:“现在这局面对我非常不利,我被抓走了,你怎么办?”阿灿答不上来,扑在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他,泣不成声。他轻轻地用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很镇定地说:“家中没有现金、没有存折、没有股份,只有这所当年做龙云的秘书长时建下的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和太和街西门子一院旧房。如生活困难,你可以变卖家里的物品,可以把锦儿出世时同僚送的那些金小镯、锁卖掉,还可以卖掉其中一处房子。”又说:“你的母亲是个好人,请她陪着你把我的三个孩子拉扯大吧,我想你的三妹四妹也会帮助你的,我的爱妻,我爱你,我所担心的是你年轻,太使我牵挂。”说着说着也滴下泪,他怕她不安,就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只是要你心里有个准备。”这一夜,他俩都没合上眼。
      敏感的人都在各自做打算,万万没有想到唐芸庚突然提出与孙渡离婚。我二舅陪着她到昆明地方法院,经调解协商离婚,并把太和街西门子房子判给她所有。然后到最后,阿灿和她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了,因为翠湖东路7号的房子被当时的政府征用了。
      1951年3月5日,夜里10点左右,孙公馆的铁门被砸得咚咚直响,妈妈去开了门。四个军警,手持逮捕证,举着小手枪,上楼来到正屋喊道:“孙渡出来,你已被捕,马上就走!”他从容而镇定,接过阿灿递给他的博士帽,最后看了她一眼,轻快地下楼,随之听到隆隆的吉普车声渐渐离远了。阿灿的眼前一片漆黑,觉得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当她恢复过来时,是慈祥的母亲抱着她,用坚定的声音说:“我的小灿,我最心疼的女儿,家中的事都是你帮忙我们解决,在你困难的时候,全家都会帮助你的,妈妈要永远陪着你,把你的三个宝宝领大,你放心吧!”
      这时沛沛6岁,小锦4岁,溶溶才7个月,真是前途茫茫,不知去向!从此,孙渡和妻儿们的团聚也就永远结束了。
      1951年3月5日,孙渡在“肃反”运动中被捕。1963年,孙渡被大赦释放,后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67年4月,病故于昆明,终年69岁。
      我的大姐就在这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将三个子女抚育成长;1952年参加了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文教班)学习后分配工作。1954年“肃反”运动中,因孙渡的株连被划为“反动分子”开除公职,下放到山区劳动改造7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宣伯超和吕秀珍都证实了在“七•一五”张灿琪营救他们的情况。她得以平反,恢复教师名誉,工资全部补发,并连升了两级工资。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四妹啊,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尝尽人间的酸辣苦甜。我曾经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最大的收获是,党认可了我的真诚和善良,让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安度晚年,享受四代同堂的幸福,所以我知足常乐,与世无争,心胸宁静,珍惜生命。我对我的一生用四句话作为总结:童年温馨,青年美,中年坎坷,晚年福。”
      2004年的夏天,陆良县文化局的周康林先生专程来到丽江拜访了张灿琪。谈到他们家乡的人民爱戴孙渡,称他为陆良县唯一的一个抗日名将。目前正在编写县志和孙渡的回忆录。家乡人民将孙渡出生地附近一口冒出清悠悠的水井中的水比拟成孙渡一生为人廉洁的象征。这让我的大姐及孙渡的三个儿女无比的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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